三是标本兼治，狠抓反腐败，通过推行干部家庭财产和亲属身份公开制度，及以制度创新根除权力过于集中等腐败源头，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将省、市（县）政府统列为地方政府，只对地方政府在十二五时期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作了笼统规定。此外，城市与市的内涵与统计标准混乱且不科学、上下职能对应造成的城镇内部机构设置低效、无效等现象都非常突出。

要明确规定只有达到符合性指标的各项要求，才是合格的城市政府。资源税也可列入地方的主体税种。对于面积较大（比如超过20万平方公里）、地级市数目较多（比如超过15个以上），或者县的数目较多（比如在100个以上）的省，考虑到省直管县有难度，可以保留一些地级市，待条件成熟时逐渐撤销。这个委员会致力于解决华盛顿大都市区发展当中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权上收、责任下移的现象十分严重。

对于具有特殊地形的省，仍然可以保留一段时间地级市的建制。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的主要是跨区域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将很快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央文件一般不用城市化，而用城镇化，意味着要避免大城市化目前，我国城市化率虽然已超过50%，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还是相对落后。国企总数只有1.2万家，但国企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跟户籍制度有关。

第三是住房问题，廉租房不应该都由政府做。光从国内来看，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前景也仍然保持乐观，原因有下面几个。

据估算，现在每个农民市民化只需要八万元，但随着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后将会越来越高。如果都由政府来做，结果可能变成立体贫民窟。目前有很多地区都在实行土地股份制，只要将这一土地制度固定下来，落实到每一个人，这也是土地资本化的过程。要改变国企，必须从源头上解决政府对经济过度参与问题。

审批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会让我们每一个都很累，而且失去生活的尊严。前不久，国资委提出，央企必须承担保增长的重大责任。我国在进行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将面临一些挑战，第一是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冲突。第一，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单就经济收敛本身而言就应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教育水平稳步提高，以人均收入为标准，大学入学率比日本提前十年。最迫切的改革是减少审批、开放市场。

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走小城镇化的道路，它基本上成了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官方说法。第四，本届政府已经公布了新的改革措施，如城市化、金融体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将进一步释放生产力。

实际上，整个国有部门对GDP的贡献只有三分之一，除了央企，地方国企也有贡献，然央企承担保增长的任务，即使央企能做到，贡献也是有限的。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7%，一些人对今年能否保8表示担忧。总体而言，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有信心，一是美国经济强劲复苏，欧洲的问题局限在南欧，二是一季度的低增长可能有季节性的因素。我认为，即使没有改革，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会比较高，但是改革将提高增长的质量。中央文件一般不用城市化，而用城镇化，意味着要避免大城市化。日本和韩国分别在1962年和1983年达到我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十年两国分别保持9.7%和9%的年均增长率。

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也许我们应该更关注如何发展私人部门，而不是如何缩减国有部门。最好的办法是开发商申请到一块地后，把其中的一部分用做廉租房。

国企、特别是金融性国企，是政府控制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第四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2.4亿进城农民工80%--90%的教育水平在初中或以下。第二，我国经济的基本面非常好。

到2020-2030年间，他们仍然是我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第二是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将很快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而城市化率却只有50%左右，相比国际上同等人均收入国家的水平，仍然有较大差距。

事实上，国企背后的问题是政府的职责问题。我早就说过，我们的前置审批是为了防范一个坏蛋进入市场而把所有100只鸡蛋都仔细地检查一遍，这样做真的不值得。

第五是要建立全国性的耕地指标交易市场。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明确的城市化道路。

比如，我上个星期五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办去香港的签注，看着狭小的大厅里蜿蜒等待的队伍，每个人都会感觉尊严的丧失。第三，我国是大国，产业从沿海向内陆的转移将让我国维持较长时间的增长

只是这租值消散是表现为企业把产品加价、导致消费者要以更高价格购买产品而利益受损，还是表现为企业收缩经营甚至关门以解雇劳动者、导致失业增加而利益受损，则取决于产品市场的结构是受价还是觅价（垄断）。这样，我们何需劳动法呢？如果劳动法规定的收入福利的待遇低于某行业或某企业提供给劳动者的水平（如前述的IT企业），劳动法等于是没有意义的。从计件工资的角度来看，由于这时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分不开，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的收入是由产品的收入决定的本质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现实中的劳动法一般来说不会只是造成原来收入福利的待遇低于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失业，也不会只是造成产品价格上升，而是二者合并地出现——以产品价格的上升转嫁一部分劳动者收入上升的成本给消费者，再解雇一部分最不值得拿更高收入的劳动者以避免成本上升。

也就是说，无良的老板在与其他老板及劳动者的竞争中会被淘汰出局。以下用经济学理论再复述一遍。

像富士康那样的大企业，既不方便拆细，也难以在新劳动合同法的执行上明显地阳奉阴违，其应对之道就是提出百万机器人计划来以非劳动力的生产要素取代劳动力，客观的效果自然也是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雇佣，导致失业增加。于是这就其次说明，只要企业在市场上获取的收入高，其劳动者的收入也会跟着高，与其老板的道德水平无关。

一项坏政策，就总是这样声称的目的与现实的后果背道而驰、截然相反。因此无良的老板即使想剥削劳动者，把从市场上获得的收入过多地占为己有，即把劳动者作出贡献所应该获得的收入分配也占为己有的话，其他老板会通过开出比他高的薪金福利的待遇将劳动者从他手里竞争过去，并不愚蠢的劳动者也会用脚投票离他而去。